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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解救，不是人的本性和理性的要求，也不是社会的要求。
人自身存有独立于世界即不受世界决定的精神源头。
人的解救是精神的要求。
人不仅具有精神，人的构成还非常复杂。人是动物界和物质界的现象，也是精神的现象。精神即自由，自由即精神的胜利。但加给人的奴役并不完全来自人的动物－物质的统治力。人的精神方面也可能成为人的沉疴，可能分裂人，可能演成精神的自我异化和外化，可能使自由沦丧，使精神成为俘虏。人的奴役与自由问题的所有复杂性也正在这里。
精神外化、向外抛出，这种对人的作用就像必然性一样。
当然，精神也返回内在自身，即返回自由。黑格尔理解了精神这一过程的一个方面，但不理解精神运动的全部过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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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很可能并未理解到其中最主要的东西。自由人不在客体化世界的表层体认自己，而在精神的中心位置上体认自己。解救是留驻在精神的中心位置上，不是抛向表层；是在真实的主体性中，不是在理想的客体性中。
精神的中心化汇集着精神生活的全部教训。精神的中心化可能具有两种效果：一、给予人以精神力量和独立性，从而使人远遁那种折磨人的多样性；二、使人受一种观念的支配，意识变得狭隘起来，这时，精神的解救便注进了诱惑与奴役的新形式。
总之，这意味着人们总要认可走精神之路。
单纯地规避现实或否弃现实，不能给人以解救。精神解救是挣扎。精神不是抽象的观念，不是共相。不仅每个人，即或一只猫、一只狗、一只虫豸都比那些抽象的东西更具有生存的价值。伴随精神的解救，不产生向着抽象的转移，而是朝向具体。福音书正好可以对此作出印证。它的人格主义也正显示在这里。
精神的解救是战胜异己性的统治。
爱也立足于这层意义。
当人对此无所发现时，人则很容易固守奴役的位置。
当然，人也可以得到解救，因为人自身存有精神的源头，存有不受外界决定的能力。只是人的本性很复杂，人乃至于是一种混乱的生存，他会从这个奴役位置迁移到那个奴役位置，会跌落进抽象的精神性，会受普遍观念统治的决定。精神作为一项统一或一个整体，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活动中去。但人不是精神，人仅具有精神，所以，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有可能发生精神的分裂、抽象和蜕化。人的最后解救，也许只有通过人的精神与上帝的精神的联合。精神的解救意味着朝向比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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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精神源头更深的层面，意味着朝向上帝，向上帝请愿。但即使在这条去路上，人也可能误入歧途，即朝向上帝，则会把上帝奉为偶像。因此，精神解救须不断净化。上帝在自由中凭藉自由，并且仅仅对自由产生作用。上帝不在必然性中，不凭藉必然性，不对必然性产生作用。上帝也不在自然规律和国家规律中发生作用。于此，需要重新审视关于天命和神恩的传统学说。
人的精神解救即是在人的自身之中实现个体人格。这是整体性的实现，同时也是不倦地挣扎。实现个体人格的关键不是攻克物质的决定化统治。或者说，这种攻克仅触涉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关键是整体性地攻克奴役。世界变得如此衰败，不在于世界存有物质，而在于世界不是自由的世界，是奴役人的世界。物质的重荷产自精神的错误导向。如前所述，基本的二元对立不指精神与物质，而指自由与奴役。精神的胜利不仅要遏止人对物质的极度依赖，更重要和更困难的是要攻克人至今仍陷在其中而很少意识到了的幻象。
例如，人的生存中的恶，不仅没有被揭开真相，反而还被装进了善的虚假形式。人崇拜的偶像也常取用善的虚假形式。反基督教者在基督教内部可以凭藉类似于基督的形式进行鼓动。另外，众多共相－普遍的抽象的观念更是一种放置在美好形式中的恶。全书所要瞄准的“穴头”也正在这里。显然，解救如果仅指脱出恶，这并不充分。
恶的诱惑既借助于原始形式，也借助于人对恶的观念的欣赏，同时还借助于人迷恋此起彼伏的虚假的抗恶斗争。奴役人的不仅是现实的恶，还有对恶的观念的姑息。这是人的精神生活屡遭扭曲，人不能脱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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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的重要见证之一。
人通常所能感受到的暴力奴役都是一种外在的暴力奴役。人对外在的暴力易于憎恨，也合情合理。但更令人憎恨和可怕的还是：一切相对的转换成了绝对的，一切有限的转换成了无限的，一切邪恶的转换成了神圣的，一切人的转换成了神的。人们对国家、文明甚至教会的态度，也毫无例外地染上了这种魔性。教会在生存的意义上具有可沟通性，但实际上，教会却发生了客体化，演变成社会机构。可以断言，当这样的教会被视为神圣时，人也就开始造神。这是宗教生活的倒错，是宗教生活内部的魔鬼基因在暴虐人。
人的生命已被宗教、民族和社会施加的臆造的夸大的恐惧所败坏。人的奴役正在这种土壤中繁衍。人具有一种转移的能力，会把对上帝和终极真理的爱转移到最极端的奴役中去。
精神战胜奴役，首先要战胜恐惧。要战胜人对生与死的恐惧。克尔凯廓尔曾把恐惧－害怕作为宗教现象的基石和内在生活的重要标志。
《圣经》说，对上帝的恐惧是大智的开端。
但与此同时，恐惧也是对人的奴役。
在这个世界中，人体认生与死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却被日常生活削弱，它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并不尖锐。日常生活的各种群体都趋于努力制造人的安全感，即便它们不能帮助人彻底解除生与死的危险性。当人陷于日常生活中，当人被自己的利益所俘获，这时，人则远离生命的深刻，远离系于这层意义上的不安。
海德格尔曾说，是人（ｄａｓ
Ｍａｎ）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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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悲剧成分弱化。
事实上，一切都具有矛盾和两重性。
习惯性一方面弱化了同生与死的深刻意义相关联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另一种与习惯性世界的诸多事务相关联的恐惧。这种恐惧统治着人的全部生活，它规定着政治的大部分导向和宗教的社会化形式。海德格尔曾认为，属于存在结构的忧虑会转化成习惯性的恐惧，要我们注意区分习惯性的恐惧与面临超越时产生的恐惧。其实，这也是导向卑下的恐惧和导向向上的恐惧。向下运动和趋向习惯性，则弱化生与死的恐惧；相反，向上运动和朝向超越，则战胜生与死的恐惧。
一切恐惧都奴役人，但与其轻易陷于习惯性中，不如陷于恐惧中，后者也许还不失为人的一种良好状态。
实现的爱脱出恐惧。无畏是人的高级状态。奴隶的恐惧妨碍真理的启示。
恐惧产生谎言。
人想护卫自己以脱出谎言，但人置于谎言和日常生活的习惯性中，并不是置于真理中。
客体化世界的一切都充满谎言。真理启示无畏。认识真理需要战胜恐惧，需要无畏的美德，需要拒斥危险。曾被体认过的和被战胜了的恐惧可成为认识的源头。认识真理，不给人以恐惧，而是战胜恐惧。
死的恐惧是人最大的恐惧。死的恐惧可能演成卑下的习惯性的恐惧，也可能演成面临超越时的那种恐惧。但死的恐惧总意味着对人的奴役，这是一种人人在劫难逃的奴役。人正受着死的奴役。战胜死的恐惧的奴役标志着人与恐惧的争战取得最大的突破。人的不可缓解的矛盾交织在对死的恐惧上。
人不仅害怕自己的死，也害怕别人的死。
但与此同时，人也会轻松地满意地去杀人，而且唯恐不能杀更多的人，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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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造生更大的死。
于此，杀害不论是主动的还是潜在的，一律都是犯罪。犯罪关联于杀害，杀害又关联于死亡。进行杀害的不仅是匪徒和强盗，而且在更大规模上还有国家，以及那些握有权杖或者刚刚握有权杖的人们。本来，死的恐惧应有两种：因杀害所产生的死的恐惧和因自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