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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英雄主义依旧诱惑着人，其实，这仅仅是一种虚伪的宣传攻势。任何真正的英雄主义都不可能在战场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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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树，因为英雄主义必须以个体人格的生存为前提。现代战争和现代国家不认可个体人格的生存。尼采曾有过纯粹的英雄主义的观念，它不导向任何目的，不是这个世界生活的延续，而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散发着另一番光彩。纯粹的英雄主义摆脱时间的束缚，是沉浸在英勇行动中的瞬间欣喜。像马尔罗①便迷恋上了它。
这种英雄主义拒斥崇拜理性，生存在全新的时间里。虽然战争本身从来不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但对于纯粹的英雄主义的体认却都与战争（民族的或阶级的战争）发生关系。这种纯粹的英雄主义很快在关联于人对自然力的征服的现代科技发明中觅得一席。
人的好战本能无法根除，它仅仅只能移入某一领域和被升华。从积极意义上看，当毁灭世界的军事科技完全不能控制战争时，人的好战本能也就要另寻出路。很明显，历经这种现代科技战争之后，人类最主要的一切将毁灭殆尽。
勇敢曾被誉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美德。然而在实际中，它却远离美德，导向了它的反面。勇敢的现象极其复杂。战场上勇不可挡的人，也许是日常生活中的胆小鬼和道德上的懦夫。渴望强盛的集权国家需要军事上的勇敢，因此，它不仅不会应允道德上和公众生活中的勇敢，还会豢养出大批的懦夫和奴隶。
为着力量的集中化而把世界划分成两个阵营，是法西斯
①马尔罗（１９０１—１９７６）
：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政治活动家，３０年代“行动小说”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说《人类的命运》（１９３）获龚古尔文学奖。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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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５６１
主义惯用的主要伎俩。壁垒简单对置，尤能煽起人们的相互仇恨，尤能酝酿战争的心理氛围，因而也特别适用于战争。
对此，可以说这是一种为了达到战争与纷争的功利目的的摩尼教①。人类一旦像这样被划分成奥玛兹德王国与阿里曼王国②，那么战争便随时可待。人类不应作这样的划分。真正对置的两个王国存于每个人的内心，在那里，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自由与奴役常常交织在一起。世界和人类并非像通常所划分的那般简单。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宗教的“敌人”不可能集世界之大恶。他们不是恶的化身，不是被仇恨的“神圣”目标。他们是人，是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宗教的集团中具有人性的人。一切涉及到“自己的”便是善良的，一切涉及到“别人的”便是邪恶的——这种想法和作法，应立即废止。
唯有福音书传出的“应当爱你的敌人”
，才是人类脱出仇恨、报复、征战、邪恶之循环的出路。这意味着世界发生转折，人类进入另一个新王国，意味着彻底否弃客体化世界的一切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神性的秩序与世界的秩序存在着深刻的冲突，不可能调和它们，只能改变它们。绝对事物与相对事物之间的差别，是抽象思维的产物。福音书启示的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具体的真理。
这种真理在主体性世界中，
①伊朗古代宗教之一，３世纪由摩尼创立，３至１５世纪在亚、非、欧很多地区流行。 ——译 注②奥玛兹德（Ｏｒｍａｓｄ）与阿里曼（Ａｈｒｉｍａｎ）
：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教义中的善界最高神和恶界最高神。
其波斯文译音为阿胡拉。玛兹达（ＡｈｕｒａＭａｚｄａ）和安格拉。曼纽（ＡｎｇｒａＭａｉｎｙｕ）。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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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不在客体性世界中。这种真理启示上帝王国的自由。上帝告诫我们“勿杀人”
，这既为着每一个人，也为着整个人类。若要人类社会践行上帝的这一戒条，人就应迅速脱出人的生存的客体化，以重返人的生存的主体化。为此，必须转变价值的基本取向，予以人格主义的价值重估。
“敌人”的形象在世界历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制造“敌人”这一形象，即是非人性的和非个体性的客体化。在人类社会中践行福音书的道德，即是立足于人的个体人格核心，认可人的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
“敌人”
是人的生存的客体化，于其中完全泯灭了人的形象。
所以，基督教的教会祝福战争，胡诌什么“基督爱军队”
，这是再凶残不过的了。人，当然应成为斗士，应具备勇敢的精神，但是这与军事集团无任何干系。军事集团是奴役性的和奴役人的最极端的形式。
我这个观点与布尔乔亚的和平主义不同。这种和平主义不仅无力遏止战争，甚至自身的状态比战争还低劣。它喜欢风平浪静、无忧无虑，稍遇灾难，便惊慌失措，怯弱得像只蜗牛。确实，用这种“主义”换来的和平比战争还糟糕，在这里和平随时待沽，一有机会，势必会以各种价钱卖将出去。
拒斥战争也是“战争”
，也同样需要勇气、斗志、牺牲。只是。。
这种“战争”
，不戕害与自己信仰不同和与自己阶级地位不等的人，不残杀那些被指控为“敌人”的人。它瞄准的仅是建在不公正的私有制和金钱基础上的阶级社会和阶级生存。对于构成这种阶级社会和这种阶级生存的任何个体人，即使已被钦定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也不在它的射程之内。
基督给人和平，也给人刀剑，但不给人仇恨。许多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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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７６１
徒由于革命发生流血和残杀，从而恐惧革命，抨击革命，但奇怪的是，他们反过来却姑息远比革命更使人流血和更使人残杀的战争。追究其根底，这关联于价值的取向。一旦认可国家价值和民族价值是高等级或最高等级的价值，那么为着它而杀戮和流血，不仅理所当然，而且荣耀万分，甚至连这手段的本身也会一并归入同一等级的价值序列中去。
相反，真正的正义、解放和自由以及为此作出的流血牺牲，它们所应具有的社会价值却会被打入冷宫。基督教的良心摈弃这种将国家和民族视为最高价值的价值取向。正义和自由高于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一切杀害和流血都是罪恶和不幸。革命与战争相比，它也可能造生更大的罪恶。唯有从历史的奴役中净化和解救出来的基督教，才能真确地审视革命与战争的问题。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曾描写尼古拉。罗斯托夫怎样遇到一个法国敌人，后来又怎样从仇恨中脱出。
当然，这里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仍烙印着受战争奴役的心理，仍是一个为战争而存活的人。战争只能瞄准客体，不能瞄准主体。倘若你面前的敌人是一个主体、一个具体的生存、一个个体人格，那就不容许发生任何杀害。战争意味着把人转换成客体。好战的军队不是主体，不是个体人格。保卫战有时并不蕴含仇恨，会从个体人格走向个体人格。但它一经转入渴血的残杀，便煽起仇恨，便不再走向个体人格。那么一个因仇恨而杀人的人还是不是主体呢？显然不是，因为杀人的仇恨已把他人转换成了客体，被仇恨的目标已不再是个体人格。如果充满仇恨、渴望杀人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敌人看作生存的主体，能够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发现个体人格的秘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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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么，他的仇恨会随之消弭，杀人行动也会随之平息。仇恨和杀害仅发生在人成为客体即人的生存被客体化了的地方。
和平与战争、历史的生活与个体人的生活、客体化的生命与执着于主体性的生命，它们之间的冲突永不停歇。
和平环境中的战争，既指突发性的宣战，更重要的还指战争前的准备活动。诸如军事化的心理、军备的扩充、战争意志、恐战情绪等，都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