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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的爱，以及存于非个体性的感性世界——下界中的爱，都仅仅是爱的主观构想。只有当爱脱出“普遍的”
、非个体性的世界时，爱才能导向个体人格意象，才能肯定个体人格意象的永恒性，肯定自身同个体人格意象交会的永恒性。
这样，在个体人格的互动中，这才既是一阕颂诗，一个向上超升的过程，又是怜悯，一个向下介入尘寰的过程。对待他人，这两个过程必须相随相伴，不可亲疏有别。因为纯粹的爱欲之爱携带着魔鬼的破坏基因，而纯粹的怜悯之爱也会贬损他人的价值。由此可见，爱的复杂正在于它同个体人格的关联。
基督教的爱极易被纳入演讲术的形式而受空谈的蛊惑，也极易转向禁欲主义的拯救灵魂的演习而耽于所谓的慈善业。但基督教的爱站立在精神之巅，它不是生命哲学，也不是抽象的精神。基督教的爱是具体的精神，是关联于整体的个体人格的精神和灵魂。
爱的问题和爱欲诱惑问题，对个体人格问题十分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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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人的奴役与自由
为个体人格即爱的、超越的、怜悯的、同情的生存。
个体人格问题与天才性问题密不可分。天才性不等同于天才。天才性是人的整体本性，是人对生命进行直觉创造的态度；而天才却在这种整体本性中掺合了人的特殊才干。一个人即便未能造就成为天才，但天才性也潜伏在个体人格的生存中，因为个体人格是整体，是对生命的创造态度。存于人的上帝的意象便是天才性。
但这项天才性也许会被遮蔽，会横遭摧残，仅韬晦之光而已。天才性的问题和天才的问题不与客体化的社会化的等级论发生联系。真正的天才、天才性不归属社会化的等级论，不关联于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出身、社会财富，而关联于人的才华的差异和使命，关联于个体人的质。这是人格主义关于社会投射的问题。这项投射不属于社会化的等级论。天才即孤独者，他不攀跻任何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这样的集团塞满了利益分子。
面临世界，个体人格意识与恶的生存相关。恶发挥着社会定型化的作用，个体人格则反抗世界恶的统治。个体人格是选择，选择即抗争——抗争世界奴役，抗争人对世界奴役统治的顺从。此间，个体人格同天才在一起。天才实现选择时，勃生出不懈的意志力，并以他的整体性作战。个体人格的形式化必须经由与恶自身的抗争，也必须经由与世界恶的抗争。这里存有个体人格的一桩悖异：一方面，强烈的个体人格意识以罪和忏悔的生存为前提，对罪、忏悔和世界的恶麻木不仁，意味着个体人格意识匮乏，意味着个体人格消融在普遍的、宇宙的和社会的进程中；但是，另一方面，恶与个体人格、罪、忏悔的关联，又导向恶的人格化，导向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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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７４
个体人格意象即被判断为恶的共相体现，这样，恶的实体化则会从相反的方面去削弱和扼杀个体人格的忏悔意识和责任感。
这实在复杂极了。
这涉及如何审视每个人所存有的恶。
应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恶的化身和恶的人格化。恶在任何人那里都只是部分。所以，人的主要本质不是恶。这是处罚人和审判人的最重要的原则和界限。人不可能不犯罪，但人不是罪人，不是罪的化身。人是整体的个体人格，携带着上帝的意象。人是上帝王国的子民，不是凯撒王国的公民。因此，即使人犯罪，凯撒王国也只能作出部分的、非最后的判断和指责。为此，人格主义力主废除死刑。
人的个体人格不能社会化。
人的社会化致使人贬为部分，致使人无法拓展深层面上的个体人格和良心，无法开掘生命的源头。日益扩展的社会化围剿着人的深层面上的生存，鲸吞着精神生命。
由此足可以见出ｄａｓＭａｎ（人类）
和社会习惯性的肆虐，以及普遍的事物凌驾于个别的事物。所以，个体人格的原则也应成为社会组织的原则。这样，人置身于社会组织中，人的内在生存才会幸免于社会化。
“谋共同利益”的大旗曾被用来遮掩过无数暴君和奴役，到头来，每个具体的人所得到的不过是无助的、微薄的、抽象的利益罢了。无疑，个体人格不能贴在这样的标志上。
置于客体化世界中的人，只能成为数字的标记。
个体人格要首先审视人的这种悲剧：人不再作为个体性的生存而生存着。于此，奴役的孽根是客体性。客体化是践踏个体人格价值的统治的形成。正是人的本性的客体化、外化、异化，人才受到强力意志、金钱、贪欲、虚荣等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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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人的奴役与自由
个体人格才受到致命的伤害。
遏止人的这一悲剧，抗争人的被奴役，唯有通过个体人格实现自身的生存和自身的命运。这种实现，置于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多与一、必然与自由、外在与内在的既结合又对立之中。没有外在与内在、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和同一，悲剧性的冲突便永远不能消歇。
趋达共相性和统一，这不发生在无限的客体性中，而发生在不断超越自身的无限的主体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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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统治者、奴隶和自由人
必须反复强调：人是矛盾的生存，时时都在同自身争斗。
人拼命寻找自由，对自由的渴求常常勃发强烈的冲动；但另一方面，人却又极易做奴隶，且喜欢做奴隶。显然，人是主人，也是奴仆。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论及统治者与奴仆、ｈｅｒｓｃｈａｆｔ（统治）与ｋｎｅｃｈｔｓｃｈａｆｔ（屈从）。他的论述颇有见地。
下面我使用的统治者、奴隶、自由人等术语，不属于社会范畴，而指涉更深的意义。这是意识结构的问题。
人有三种状态，即三种意识结构，我把这分别称为“统治者”
、“奴隶”和“自由人”。统治者与奴隶相互依存，它们不能各自独处。自由人为自己生存着，有自己的质，同它的对立物没有对应关系。统治者具有为自己生存着的意识，但这必须经由他人，即经由奴隶的为自己的生存。如果统治者的意识是他人为自己而生存，那么奴隶的意识则是自己为他人而生存。自由人的意识是每个人为自己而生存，当然，这也意味着自由人要走出自己，走向他人，走向一切。
奴役在于匮乏自由人的意识。奴役的世界是精神自身被异化了的世界。
奴役来源于外化。
奴役即人的本性的异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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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人的奴役与自由
的本性向外抛出。费尔巴哈和后来的马克思都认识到奴役的本源正在这里，只是他们将此联系于唯物主义哲学，就又合法化了人的奴役位置。人受经济奴役，被转换成物，这就是人的本性的异化。马克思在这方面颇有见地。人的解救应返回人的精神本性，应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和精神的生存。人如果滞留于物质和经济，如果把人的精神本性判为意识的幻象，判为虚假的观念体系，那么人的本性就是奴隶的本性。
在客体化世界中，人也许仅能成为相对的自由人，而不能成为绝对的自由人。自由必须并应该与必然性抗争。自由的前提是：人具有与必然性抗争的精神源头。以为自由是必然性的结果，实在大谬不然。那样的自由不是真自由，它只算得上必然性的辩证中的一项因素。因此，也可以说黑格尔并不明白什么是真自由。
逐外的、异化的意识是奴隶意识。凡此种种，即上帝是统治者，人是奴隶；教会是统治者，人是奴隶；国家是统治者，人是奴隶；社会是统治者，人是奴隶；自然是统治者，人是奴隶；客体是统治者，主体是奴隶——都是奴隶意识。奴役的本源是客体化，即外化和异化。现在，这种奴役已侵入认识、道德、宗教、艺术、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奴役的终止是客体化的终止，不是统治的再次登台，因为统治是奴役的对应物。人不应做统治者，而应做自由人。柏拉图说“暴君是奴仆”
，这话确实不错。对他人的奴役，也同样是对自己的奴役。统治与奴役一钻出来就被原始的魔力粘合在一起。这魔力不是自由，是人的强力意志。统治者仅是引导世界步入魔阵的奴隶的意象。
普罗米修斯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