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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比之下，中国的学生过早地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开始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熟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上。在进入大学之前，大多数学生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目标是什么。在经过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他们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
从1952年起，中国大学的课程已经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对于本科生来讲，他们习以为常地看待专业之间的层层壁垒，也习惯地拒绝进入另一个领域。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对中国的本科生来讲，核心课程是个不存在的名词。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就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了。并且，由于专业课程过重，他们也很难自由地进入别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就缺乏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他们。
于是四年之后，在大学宿舍的墙壁上写满了遗憾乃至愤怒的话。一方面，狭窄的专业训练使得毕业生对于社会显现出不适应感，另一方面，他们从来就没有被灌输入一种独立的情感，一种判断事物的能力。于是，这些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就显现出两种可怕的趋向，一方面他们在狭隘的专业知识上有着特别的深度，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个世界是茫然无知的幼稚。于是进入研究院的学生，出现了“硕士不硕，博士不博”，无法深入研究，而进入社会的学生则立刻表现出一种随波逐流的庸俗化倾向。
中国的入学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决定了我们的教育是英才型的，在这个庞大的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青年进入大学。但我们却固执地把他们教育成一些或许还不算熟练的技术工人，这对这个国家的物质与精神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解放前的大学之所以获得了如此瞩目的成就，与广泛实施的通才教育是无法分开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开这样的大学无一不以发展通才为重要方向。
四
“普通教育意味着一个人在职业培训以外的全面发展，包括他的生活目标和文明化，情感反应和纯净化，根据我们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对事物本质理解的成熟化。”华盛顿大学教授霍华德·李·诺斯特兰1946年写道。这也是一所实行通才教育的大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也决定一所大学可以达到的品质。在经过巨大的割裂之后，那些懵懂的年轻人需要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希望他们在经过四年之后，能够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着某种把握，以便确立他们的未来。
跋
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探求的并非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
―迈克尔·考利《流放者的归来》
四年以后，我仍然清晰记忆着李皖给我带来的震惊。“这一年，高晓松27岁，但已经开始回忆。”1997年的秋天，我斜躺在北京大学28楼202宿舍里，这句话从《读书》杂志粗糙的纸张中跳出来，柔情似水却准确有力地抓住了我涣散的神情。“这么早就回忆了”，李皖在感慨的同时，开始寻找隐藏在一代人“怀旧”的面具后的秘密。
这是一个逃课的上午，屋内微冷，校园的树叶变得金黄，并逐渐飘落。这一年，我21岁，三年级学生，满脸的迷惘与偶尔的愤怒，四处表现着对当时北大的不满。压抑，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措辞，它被随时用来形容我的青春与校园生活。自从1995年进人北大，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世感就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或许还有学生会）为核心的社交场所……也在1995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95，并被扯进了一场似乎无法结束的反垄断官司；而一家叫网景的公司创造了股票市场奇迹，那个有着娃娃脸的叫马克·安德森的年轻人，当天就成为亿万富翁，“。”狂飙运动开始了；七大工业国还在这一年通过兴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协议，决定共同促进“信息社会”的早日来临……到了1997年，多利羊出场，戴安娜随风逝去，连《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片子都大获成功……
当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事件预示着的社会变革，张朝阳、丁磊神话还要过几年才出现。为了躲避不满与愤怒，我让自己沉浸在幻想里，幻想中最常见的场景就是“这么早就回忆了”的80年代校园。高中时看到的《女大学生宿舍》奠定了幻想的基础，这部蹩脚与幼稚的电影有效地挑逗起少年人心中“担当社会责任”的激情，它部分准确地把握了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内四处洋溢的求知与变革热情。一位83级的学生孔庆东用他的亲身体验将我的幻想推向极致。在他如金庸笔法的描述下，80年代校园成了一个奇情的江湖。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充斥其中，不断涌入的新思潮搅拌在一起：哲学上的存在主义、诗歌中的现代派、艺术上的实验行为，还有荷尔蒙刺激下的青春式自命不凡毫无顾忌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青春绽放的年代，生命中的狂喜被眼花缭乱的变幻从内心深处激发出来——他们在热爱顾城与北岛不久，就迅速宣称打倒他们；他们刚刚读了20页的《存在与虚无》，就又要排队去购买尼采；中央美院的孩子们为了表现自己的艺术热情，开着大轿车来到北大食堂前，把一桶桶涂料往身上倒……诗歌与哲学是那个时代的通行证，就像86级学生李方回忆的，他流浪到内蒙古大学，饥饿逼迫他踹开一间宿舍的门，然后大声嚷道，我是北京来的诗人，我要吃肉，然后他就被热情招待。北大的三角地经常会贴着“以论文会友”的广告，据说它像几百年前的“比武招亲”一样受欢迎……1998年出版的《北大往事》将这种神话导向巅峰。多年以后，那些当初的年轻人满怀喜悦与忧伤地将自己的少年意气与琐碎倾倒出来，结果那些忧郁的碎片再次让他们陶醉之后，也征服了我这样的后来者。
回到1997年秋天的那本《读书》，李皖在粗糙的纸面上继续以高晓松为例探寻着“60年代人气质”。许晖最初提出了这一命题，这个浸透忧伤的年轻人固执地认为，出生于60年代的人是过渡的一代，他们赶上了一个激荡时代的尾巴。前一代有沉重的历史碎片咀嚼，而后一代即70年代人则毫无历史负担。漫游的气质，这是李皖认定的60年代人主要的共通点，他们的童年是在没人管的田野中的闲荡；而他们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校园中度过的，彼时的校园才子、才女如云，好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而毕业后他们遭遇了社会巨变，经济与技术变革否定了闲荡的气质，让他们无所适从……
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极度缺乏浪漫气质的时代进入校园的。在我热烈地猜想着80年代校园时，李皖告诉我高晓松的音乐令我沉醉的原因。一方面它是小布尔乔亚情调的，另一方面它是豪情灼人的。啊，我几乎要惊呼起来了，这已经精确地道明了贯穿于80年代的校园与60年代年轻人间的气质。
无疑，我在第三段手舞足蹈描述的是80年代校园中豪情壮志的一面，它属于80年代前半期。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几十年的压抑情绪是在那短短几年中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出来，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鼓舞着人们投身于新时代。对于此时进入大学的青年来说，他们是中国最受瞩目的群体，在集体抒情中度过的童年更让他们赋予自我一种惊人的使命感。他们愿意认为自己身处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之中，此时的北大正是蔡元培精神的延续。
我承认在最初的大学生活中，我将年轻人的躁动与承担历史使命的激情混为一谈。20岁的年纪，把叛逆与喧嚣视作青春的唯一亮色。我时常假想着20年代的北大。我不理解蔡元培与胡适为何反感学生罢课，我只是觉得那么多青年聚集在街上，群情振奋就一定是对的，而且很富戏剧感。所以，我喜欢80年代闹哄哄的校园生活。我清晰地记得我是如此着迷于北大的嘘声与大讲堂门口的拥挤与混乱。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