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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个在政治上总是不得意的人有机会实现他的理想，他被当局出于无奈的情况下，任命为普鲁士教育大臣。16个月的任期中，洪堡坚信教育不应该是为维持生计和复杂的文明机构的实际功能做准备，而应该是理想主义类型的教育。这个典型的启蒙运动的支持者几乎重组了普鲁士教育，凭借的基本点是——相信人的价值，这种价值来自他的个性及其永恒的坚定性。因此他创建了高级人文中学，规定了普通教育课程的广泛性。为此，他写道：“确实存在某种必须普及的知识，且还有某种谁也不能缺少的对信念和个性的培育。每个人显然只有当他本身不是着眼于其特殊职业，而是努力成为一个良好和高尚、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时，他才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商人、士兵或经纪人。这种教育不应该是为维持生计和复杂的文明机构的实际功能做准备，而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类型。”
在1809年，他把这种理想倾注到组建柏林大学上。在这里，他认为大学应该造就统一的、受到全面教育的德国人，为此大学必须拥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一点不能受到国家的干涉，也只有在这个程度上，大学才能发挥他最重要的功效。他以一个出色的古典作家的优雅笔调这样阐述道：“国家决计不能把它的大学当作高级中学或特殊学校对待，决计不能把它的高等学府当作技术或科学代表团来使用。整体上来说绝不能向它索取任何直接和完全与它有关的东西，而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念……在高等科学教育机构这个最高层次上，人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直接为了民族道德文化而开展的。有关部门这种机构的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来的基础上的，即这种机构的目的是在最深刻和最广泛的意义上科学地展开工作，并把科学作为一种并非有目的的，但从本身来说却是符合目的面准备好的精神和道德教育材料。”洪堡极其强调科学研究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教师不发展知识，如何教授”。但是，洪堡对于科学态度更多的也是一种纯精神的方式。他推崇“科学的精神”，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对直接的利用价值，因为这会伤害到对真理的直接追逐。对这种精神，他几乎上升到一种宗教情怀：“一旦人们停止对科学进行真正的探索，或认为，科学是不需要从精神的深处创造出来，而是可以通过收集把它广泛罗列出来的话，则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且将永远丧失殆尽。这种丧失是针对科学而言的，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下去，科学将逃遁，以至它本身把这一用语如同空壳那样留下了。这种丧失也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因为只有来自内心，且可以根植于内心的科学才能改变人的性格，而国家就如同人类那样很少关心知识和谈论，而是关心性格和行为。”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则：
一、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完全得出结论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发现，没有被完全找到的东西，它取决于真理和知识的永无休止地探索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上的不断反思。
二、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都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行为准则的反思。唯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业区分开。
三、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表现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也仅仅是第二位。当然，对于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索，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知识，并服务于社会。
四、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以及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才能形成他独立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个性，然后，他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和力量的境界。
五、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和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对此，甚至连皇帝威廉三世也说：“大学是科学工作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这个传奇性的人物，在德国几乎肩负了卢梭与狄德罗的双重任务，他精辟得无可比拟地阐述了科学精神的价值。据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这个温文尔雅的人能在16个月改变整个世界文明的形态。支撑这16个月成功改革的是洪堡从青年起就树立起的理想主义情怀，一种从精神上启蒙德国民众的观念。正如其传记作家彼得·贝位格所说：“（教育改革）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早在计划之前就已做好准备，教育改革不是洪堡的绝招，不是他的灵感或惊人之举。他是把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这种改革不是变魔术，而是收获……”
遗失的想象力
一
“清华园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走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
这是1934年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的有关陈寅恪的一段趣味盎然的文字。此时的清华，有关教授的故事在校园内广为流传，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学问大家的自身性格魅力要比课程本身更加引人注目。这似乎也是当时大学获取巨大进步的一个侧面表现——校园传奇的流行证明了校园学术气氛的自由与师生发达的想象力。几十年后，这些当年老清华、老北大、老南开、老浙大的故事经过历史自然的洗涤后，散发出更令人神往的味道。我们惊异于原来大学是可以这么好玩，在校园里的师生原来可以如此特立独行地生活，师生之间除了上课之外，还可以在生活中进人广泛地交流。“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这正是英国教育学家怀特海所认为大学教育的最大作用。
这位喜欢和他的学生罗素一起辩论的人，在《教育的目的》中写道：“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象力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
此时的怀特海正在哈佛大学任教，而哈佛无疑正具有他所推崇的“想象力”。我们在李普曼的遭遇中深切地感知到。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李普曼因为不断在校刊上发表出色的文章而受到注意。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19岁的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人站在他面前。这是哈佛最著名名的导师——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非常欣赏李普曼在校刊上的文章，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祝贺这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这个被全体哈佛人敬仰的老人说道：“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写的关于温德尔的文章。”从此之后，大学二年级学生李普曼成了詹姆斯家里的固定客人。每周四上午11点，他和这对夫妇一起喝茶。他们趣味横生的谈话涉及政治、社会、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和这样的智者谈话让李普曼获得了极大的鼓励与精神上的收益，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与詹姆斯的谈话）是我在哈佛的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
傅斯年与罗家伦也有类似经验。1918年，胡适早因“文学革命的种种主张”名满天下，而在北大，他对中国哲学史的新解也赢得学生的尊重。傅斯年与罗家伦是胡适家中的常客，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刚开始时，由于不熟悉，两个学生还“客客气气地向胡教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