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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的前提是存在的事物的多样和丰富。十年前的北大存在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有着迥然的风格，并且执著地按照自己的生存状态存在。并且他们的环境还是宽松，他们没有太统一的目标去追逐什么，于是在悠闲之中，他们很自然地展示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北大往事》里描述了太多的这样的故事，那些今天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故事散发出来的味道具有某种诡异的魅力，激发起我内心深处潜藏的不安分的欲望。我走在世纪末的北大里，呼吸着北京日渐污浊的空气，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当年的孔庆东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再“好玩”。一位师姐曾经感慨道：“现在的校园不比从前，放眼一望，学子们个个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赵钱孙李，很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花色品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分数、出国、赚钱，现在的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我们过多的把大学看成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死亡的知识拥挤了我们充满活力的心灵。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一个学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被要求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让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个人本身的抵御力。所以，当年那些纵情声色的宿舍里的脏小子如今也出落得楚楚动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使人变形的社会里依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本色，这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根本。
大学本来应该成为这样发挥个人独特性的场所，在这里年轻但是充满激情活力的生命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害。读牛津剑桥大学的校园文章常令人心驰神往，那些未来的达观显贵此时都是恶作剧的高手，这些绅士们想方设法地取乐。“光干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对待科学研究同等认真的精神来玩耍，甚至是胡闹、放肆的程度。科研圣殿三一学院的门楼上，站着创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节杖。50年代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了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雪脑袋一事的愤慨，想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恶作剧；竟然爬上了“伟大之门”把皇帝老子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从此，满脸庄严的万岁爷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几十年。这种自由甚至疯狂的氛围其实是每一所推崇“独立健全人格”的大学的共识。但是这种气氛在目前的中国大学极度欠缺。“现在的校园气氛一点也不好玩，学生都挺傻的。”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位学生在闲聊中说道。在他的记忆中，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除了脸上的稚气未脱，在思维上也呈现出幼稚的倾向。他所怀念的时光是90级以前的学生，那时候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尤其是在圣诞化妆晚会上，每个人像疯了一样地折腾，在人与人之间似乎根本不存在隔膜这一个词。而现在的学生什么都玩不起来，他最怀念的传统是每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前，都要恶作剧地把校园内的一座土墙推倒，这几乎成了毕业班的一个传统，虽然不比剑桥，但也相当有趣。可是这种传统消失了。更为有趣的是，燕京大学的一位早期的女学生的回忆，如今她是一位北大学生的奶奶。这位当初聆听了冰心的课程的女才子回忆那时候燕大的一个伟大的传统是将新生骗到未名湖边，然后像一项仪式一样将他们扔入未名湖中。现在的未名湖已经不会再有这等趣事了，依旧残存的灵气似乎也来自那时候穿着长袍的燕大新生荡起的涟漪。
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许我真的就该纵情声色之中，就如拜伦勋爵多年前在剑桥的荒唐一样。
浪漫主义毒素的酿造者
夏多布里昂是个值得在街头回忆的家伙。走在喧闹的中关村，每当即将陷入烦躁不安时，我都会想起他。这个文弱的法国青年黏滞着我的思维，并有效而舒适地让我陷入一种冥想。此时，喧闹与燥热有效地隐藏起来，我开始误以为自己行走在19世纪的巴黎街道上。
1788年，20岁的夏多布里昂独自生活在巴黎。对于这个体内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来讲，这是个寂寞的秋天。他白天躲避进荷马的世界，而夜晚来临时，他的激情开始无处宣泄了。这是个内心太狂热而实际又太腼腆的孩子只能在幻想中获得安慰。他想起了1606年的一位著名的法国元帅拜访一位20岁的美丽洗衣女郎的故事。于是，他顺着元帅曾经走过的路，穿过小桥，穿过菜市场，沿着圣德尼街直到熊街……但是，没有洗衣女郎等着他。
20年后，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这段幻想：“您也会赞赏我年轻时在巴黎的贞洁和节制的：在这座首都，我很容易胡作非为……我只跟一个216岁的妓女来往过……”216岁的老妓女，这个意象让夏多布里昂的形象如此柔弱与鲜明地突显出来——这是个永远沉浸在幻觉中的人。而按照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观点，这个热爱幻想并且似乎只会幻想的人，可能是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表率人物，他把19世纪初的欧洲拖入一场浪漫与厌倦的情绪之中。
的确，那时的欧洲，夏多布里昂这个名字是神秘与才华的代名词，当拿破仑用武力占领欧洲的领土时，他则利用浪漫与梦幻征服了欧洲人的心灵。雨果少年时的豪言准确地道明了这点：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
1764年，这个没落贵族的儿子诞生了。（同一年，拿破仑亦来到人世。）这是个对文字极度敏感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由于他学会了如何在诗、小说中寻找女人的意象，被姐姐认为是“善于把词句搅和在一起、炮制出春药和魔法的巫师”。在文字、欲望与幻想之间穿梭，后来成了这个总是陷入忧伤的少年一生的生活方式。
最初看来他是个没出息的家伙。因为厌恶纪律，他没有参加海军；因为惧怕克制的生活，他没能成为教士；他曾经短期成为洋洋得意的中尉军官，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终止了他这个地位；为了逃避国内的动荡，23岁的夏多布里昂登上一条可怜的帆船，他要去新大陆寻找机会。这块依旧蒙昧的大陆，让他那原本就习惯想入非非的大脑寻到了寄托之处。深受卢梭影响的夏多布里昂迷恋于原始风情，并与一位当地姑娘产生了某种戛然而止的恋情。回法国后，他开始酝酿小说《阿拉达》的写作。1800年，这本描写北美洲原始森林中发生的激情的薄薄小说让夏多布里昂一扫年轻时的晦气，书中原始社会的简单与部落姑娘单纯的激情，经由作者语言的雕琢，让读者如痴如狂。各个书店都挂着此书的招贴画，而其中的人物已被塑成了蜡人。面对公众的欢呼，这个一直渴望别人承认的36岁的人意识到，软弱无力的忧伤与没有阻碍的幻想也同样具有力量。
接着他又出版了同样色彩的《勒内》与宗教著作《基督教真谛》。这些著作无一不掺杂了浓郁的个人情感，不可遏制的激情通行无阻地畅行其中。对于笼罩在血腥的革命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法国与欧洲人民来讲，伏尔泰式的理性显然无法抚慰脆弱的情感。而他们却可以躲入夏多布里昂营造的神秘空间之中，那里有葱郁的森林与美丽的姑娘，而宗教情感亦弥漫其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休息呢？
“夜晚真是美妙。精灵抖动着它们的蓝法，那上面浸染了松树的芳香……”今天看来，这些语句矫揉造作。但在当时，它的确煽起了人们心中压抑了太久的温柔。但从开始，这种情感就表现出炽热而不稳定的特征，这隐藏于作者本人软弱易变的性格中。
勃兰兑斯看出了这种煽情主义的虚伪，他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不无刻薄地写道：“他出生得太晚，接受教育的环境又那样奇特，以致他对革命和对革命起了部分诱发作用的18世纪哲学思想都不能信赖。他又没能出生得晚一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