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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不管这些让我们多少感到沮丧的镜子的功能，我知道的最美妙的镜子的用处来自法国电影《芳芳》。为了夜以继日地欣赏芳芳，那个可爱的男青年像那些心理学家一样，把他与芳芳的墙壁改成了那种从一面看是镜子，而另一面则是透明玻璃的墙壁。每天，芳芳对着镜子欣赏自己，而男主人公则欣赏着芳芳，并且想象着和她在一起。最后镜子被打破了，真实的热情终于冲破了虚幻的景象。我一直幻想着这种场景发生在我身上。
林忆莲的眼睛与徐志摩的鼻子
一
两个世纪前，德国人叔本华曾经写道：“人的相貌有如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是可以破译的……他的相貌概括了他所要说的一切。”我想要做的，是以这句话为基础，讲述我们如此熟悉的两个人脸庞的局部。在我看来，文章的题目蕴涵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饥渴的一些品质。这个春天，蹩脚的影视作品与娱乐新闻让我们愈发认识到这些品质的可贵和这个时代的贫乏，就让我们从林忆莲的眼睛开始。
我总怀疑林忆莲的眼睛蕴藏了几个世纪的忧伤。你在里面看到了《红与黑》中德·瑞纳夫人在观看于连被宣判时的神情，看到了《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莎拉站在大海边的眼神，还看到了林徽因在与徐志摩诀别时的那一时刻……
那双细狭的眼睛永远是那样微睁着，朦胧着，若有若无地诉说着，再加上那触目惊心的单眼皮。细狭的眼眶与平坦的单眼皮达成了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它毫不掩饰地流露着一个女人的爱与哀愁，一个女人的情感可能达到的最浓稠的密度。
在林忆莲最得心应手的MTV中，这个爱错了男人的黑衣女人总是出现在一间晦暗的房间里，一只手臂托住自己的脸庞，另一只软弱地伸向前方。她低着头，是在呻吟还是在歌唱，我无法辨别。猛然，她会抬起头，她的脸是如此平淡，但这种平淡感迅速就被那双眼睛粉碎了。
第一次注意到林忆莲的眼睛时，我14岁。14岁的孩子还无法理解女人的风情，我直接的反应是这双眼睛很特别，但一点也不好看，那时候的我，更喜欢关之琳式的眼睛。21岁时，我突然理解了林忆莲那双眼睛的韵味。
那一年，我惊恐地发现，我被一种浮躁与喧嚣包围着。在流行文化中，一群肤浅的小女生们开始满口的“爱”，她们或者扭捏作态，或者乱蹦乱跳，她们的眼睛如卡通人物一样明亮。然而，我在那里面只看到了空洞。
我突然意识到林忆莲的眼睛的珍贵，它恰到好处地宣布了一个女人所应该含有的柔情与哀怨，如果更深一层，我可以说，林忆莲的眼睛表明了一个女人具有爱的能力。不管爱的对象是否选择错误，是否真的不回家，这个喜欢把自己裹进黑色衣服的女人，用她柔弱却坚定不移的口吻在强调道：我爱这个男人，并愿意为他全部付出。
林忆莲充分展现了人类文明传统中最优秀的女人所具有的最美妙品质：温柔、坚定、无私。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这种品质遭受了颠覆性的考验。生硬的女权主义者拼命挤压着女人身上芬芳的汁液，把她们变得勇敢却干燥起来，她们错误地把男性化的行为与倾向理解成坚强。紧接着，商业化的无处不在，进一步挤干了女人身上最后的温柔。他们阴谋把女人变得扁平化，她们率性而缺乏包容能力，她们将爱情过滤成一种快乐的男女关系，而非灵魂与肉体的对视与结合。她们把男人仅仅当成一件获取欢乐的玩偶，这个玩偶与流行的电影或者芭比娃娃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赵薇式的眼睛的逼迫下，我不得不逃避到对林忆莲的眼睛的回忆中去。在那里面，除了目击到几个世纪的忧伤外，我分明还看到了我们曾经纯真而伤感的年代，在一连串打动我们耳朵的名单里是蔡琴，是欧阳菲菲，是林青霞，是罗大佑与齐秦……她们的声音与样子，曾经悄悄进入我们的灵魂。而今天，对应的名单则是范晓萱，是赵薇，是李玟，是张惠妹，是陈小春与陈晓东……
这个春天，林忆莲复出，并推出《铿锵玫瑰》。做了妈妈的林忆莲变得激动与热烈起来，面对这个因为爱而获得幸福的女人，我突然忧伤起来，我突然如此地渴望那个深深陷入爱的苦恼的黑衣女人，还有那双触目惊心的眼睛中流露出的触目惊心的忧伤。
二
这个春天，徐志摩也意外地出现了。这是个男性荷尔蒙过重的春天，苏联小伙子保尔·柯察金与永远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已经为空气里注入了强烈的男性气息。而徐志摩在这样的情况下，柔弱而轻飘地出场了。于是，徐志摩的鼻子开始进入我的分析视野。
通过那些黑白照片，你会发现，这个小伙子的确儒雅英俊，在他雅致的面庞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鼻子。在那样精细的布局中，他的鼻子显得突出了一些，这一点徐志摩在个人日记里流露了同样的惋惜。
但正是这点，或许已经泄露了徐志摩最能打动我们的品质：不合时宜。他的鼻子在他的面部不合时宜地突出着，而徐志摩本人则不合时宜地凸显在中国历史上。如今，我们或许会说，是那些诗歌与爱情让徐志摩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但事实是，没有人读过几首他的诗，也没有人稍微认真一点了解他的恋情。徐志摩留给我们更鲜明的记忆是他的行为本身。
我们记得他如何爱上了林徽因，如何在梁启超的痛斥下与陆小曼结合，如何在险恶的现实环境下实现他缥缈的理想……这个出身富豪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受过残酷现实的一点污染，他满怀着希望与理想，游学美国，浸淫剑桥，并最终堕入诗歌。他脑中梦想着拜伦与雪莱的伟业，却在中国黑暗的20年代生活。这样的年轻人，只可能制造轰轰烈烈的不合时宜。不管对于激进左翼作家，还是右翼作家，徐志摩都是个异类分子。前者认为他只关心风花雪月，而后者则对他的激情与理想不屑一顾。而很显然，徐志摩在生活上所表现出的欧化，更让当时的人群无法接受。徐志摩在本质上作为唯美主义者的特性，让他个性鲜明地游移于一切群体之外。
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这样写道：“林纾证明了爱，苏曼殊在爱中漂流，郁达夫创造了他的爱的想象，而徐志摩则体现了爱本身。”
这句话再分明不过地表明，徐志摩是一位行动主义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徐志摩像一个极纯真的孩子一样，闯了进来。像他崇拜的诗人一样，他不相信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执著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就像他与朋友争论时说的：“我并不否认黑影、云雾与恶，我只是不怀疑阳光与青天与善的实在；暂时的掩蔽与侵蚀，不能使我们绝望。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起初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
有了这种信念，他才会有疯狂的爱与单纯的诗。在今天看来，他的诗歌明显带有少年人的肤浅痕迹，而他著名的《爱眉小札》则是充满了酸味与肉麻。但是，不管你如何否认，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由一颗单纯的丝毫未受污染的灵魂撰写的，他藐视了我们熟识的游戏规则。他似乎总是在追逐，在努力获取一种更美好的东西。
35岁这一年，徐志摩带着已经走向绝望的恋情离开了人世。像一切著名的天才与唯美主义者一样，他选择了早夭。这为他带来了一个传奇而完美的结局，因为早夭几乎已经成为天才的一个重要标志了。
我们在这个春天，煞有介事地回忆起他。可惜，大众传媒的制作人员无法理解徐志摩所蕴涵的真正意义，而电视的主要动机是取悦公众，这一点已经背离了徐志摩的不合时宜的特征。这已经决定了一切有关徐志摩的叙述的演绎都是缺乏灵韵的。
年轻正是天堂
1799年，29岁的华兹华斯在伟大的诗篇《序曲》中这样谈及法国大革命：“活在那个黎明多么幸福，而青年如进天堂……”这个诗人革命者的话，像法国大革命本身一样激励了后来的一个世纪青年的成长。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整个世界被一种青春的激情驱动着，年轻人对于现实的不满与抗争，通过他们的惊人或平庸的才华、持续或短暂的热忱输送进入人类文明的血管。
“浪漫式的反叛”，罗素在文章中如此定义这种青春精神，他写道：“这种浪漫式反叛激奋着，从1789年到1918年的年轻人与部分年老者。在这漫长的年代，欧洲与西半球的每一个最有才能的人都相信，世界上各处都存在着悲惨和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