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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艘环笠馐撬祷故峭槟忝堑模匀毡疽欢ㄒ挚梗还豢刹僦币灾侣趁笫隆５笔�29军的一些高层人物也不想采取与学生为敌的态度，广大官兵还是爱国的、抗日的，这一点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方与学生的对立情况有所不同了。
“一二·九”的最后一次游行是1937年春天，起因是河北省高中（即第十七中）高二学生郭清被抓起来后死在监狱里，学生抬着棺材去游行，也是被军警打散了，抓了一批学生关起来。我有一个姐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她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次游行中也被抓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地下党。过了两天，我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释出来，下面是他的签名盖章。果然，没过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按阶级成分来划分，蒋梦麟应该是官僚兼学阀（教育部长，北大校长），可是居然出面来保学生，怕也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按说，我的子弟上你的学校，你就应该负责他的安全，子弟被抓进去了，从道义上说，你就应该负责把他保出来，所以那时候校长会出来保学生。包括教师也这样保护学生，“一二·九”的时候军警来抓人，学生往往躲到教师家里，如果教师事先知道风声，马上就通知学生，让他们赶快走。
不过校长总是比较难做，特别是学生运动，校长总是被夹在中间最不好受。一方面，做校长的跟学生对立好像说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校长是政府当局任命的，大学的牌子上都写着“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所以凡是闹学潮，校长总是非常为难，蔡元培辞职也是这个原因。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打倒孔祥熙，回来以后学校招集了一个大会，两位校长都来了。梅贻琦校长主持，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事情弄得很严重，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当然他心里也很紧张，真出了事，他作为校长也很烦，抓走学生麻烦，真要死了更麻烦。讲了一阵后就说：“现在，请蒋先生给你们讲话。”蒋梦麟校长站出来，说：“形势是很严重的，你们就到此为止，不能再闹了。……要是再这样闹下去，我们学校就得关门。那还不如我现在关门，自己把学校牌子给摘下来。”蒋梦麟校长讲完了，梅贻琦校长又出来，说：“好，刚才蒋先生说的你们都听了，这就是最后的了，你们不能再闹了，否则出了事，我们学校就不存在了。”所以那次就没再闹下去，不过那只是后来几年更大规模民运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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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甲
我的两个姐姐一个是女一中的，后来考上北大经济系，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后来在北大学化学，所以我的印象一直是，将来我上大学也得上北大或者清华，没有想到别的选择，而清华在某些方面似更优于北大。当时北大、清华是最大的学校，每年收新生两百人左右，在校的学生最多不过八百，但考学的时候也有激烈竞争。记得初中三年级毕业那年（1936年）的暑假，和关崇焜在学校里碰见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跟我们谈天，说：“你们知道今年北大有多少人报考？”我们不知道，他说：“今年考北大的，不算外地，光是北京就有四千人。……你知道北大才取多少人？才录取两百。”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紧张，好像脸色都变了，甚至给我一种恐怖的感觉，所以印象特别深。他那意思是说：你们得努力。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负担，大概也称得上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主课三门，国文、英文、数学，那是真正吃分的，大家都非常重视，其余的属于辅课，一来大多没有课外作业，二来不算分数，所以都不太注重。而这三门主课里国文相对最轻，因为你国文无论好坏总有个七八十分，不会不及格，记得只有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国文不及格，大家都觉得简直是奇怪，怎么能国文不及格？国文一般没有不及格的，当然成绩也不可能太好，不会给你一百分。在我的印象中自己只有一次国文得过一百分，那是在读中央大学附中的事了。本来南方学校是文言文更占优势，我们的国文老师陈行素先生又是个守旧派，不喜欢白话文，他说：“白话有什么可讲的，你们自己去看。”陈先生为人很好，可是专门讲文言文，教庄子、史记，强调：“文言文你们不能不做，中国文化真正的精华都在这里面。”那时候两周交一篇作文，我知道他喜欢文言文，有一回就故意用文言写了一篇。其实我知道做得不行，可是他看了非常高兴，给了我满分，同学还说：“哪有作文给一百分的？”就是因为那次用的是文言。
白话文到今天真正流行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解放前，正式的文章还都是用文言，比如官方的文件，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大都也是用文言写的。除了胡适，很多学者的文章都是用文言，好像那时候还是认为文言才是高雅的文字，白话都是俗文。北京是五四运动发源地，白话在北京算是比较流行，我们小时候就已经不怎么学文言了，小学正式只学过一篇《桃花源记》，因为老师欣赏这篇，所以给我们讲这篇，还念过几首唐诗，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都是非常简单的。中学六年教育基本上是文言白话各占一半，不过那也要看老师。我们几班有位女同学最喜欢看巴金，我们那位国文老师看不起白话文，在课上就说：“什么‘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我都不看他的。”除了他，一般老师都是文言白话参半讲，文言基本上是《古文观止》之类的那些名文，比如苏东坡的《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个别的还讲点诗词。考大学的时候一般不要求用文言写作文，但进了大学以后各个学校就不同了。我进的是西南联大，新文化传统很强，不管什么专业一年级国文是必修，规定作文必须是白话，不能用文言，而且教的内容大部分也是白话，还包括有林徽因的和徐志摩的。可是在南方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是汪辟疆，新生一入学，汪辟疆主任就写了一个告示，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时弊”是什么？就是白话文。就是说：本系要极力地矫正当时坏的风气，以古作为我们的准则。
我上学的那一辈同学，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的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古文根底、国学根底都不行，因为从小就不读那些东西了。小学先从最简单的“人手足刀尺”开始，然后是简单的白话文，这和我们上一代的人不同。我们上一代的人从小就读古书，四书五经念下来，对中国的经典非常熟。可是我们像《论语》、《孟子》都是到了大学才开始看，大学以前只知道名字，没有真正读过。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递给我一本书，说：“今天背完了再出去玩。”拿来一看是《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意思我根本不懂，只知道背不完不准出去，不过我印象中的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根底非常差，一方面受到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我想也和政治有关。国民党时期有一股复古风，在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比如戴传贤（戴季陶），就是一个主张“尊孔读经”的，像北京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在南方我的家乡，湘系军阀何键，在广东，号称“南天王”的粤系军阀陈济棠，都是极力主张“尊孔读经”。这一点给我们那辈人一个反感，为什么这些人都主张“尊孔读经”？可见“尊孔读经”决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我们的想法可以说是很幼稚、很天真的，不过你想这些官僚军阀能提出什么好东西？绝对不可能有好东西，好东西他们也提不出来。他们越要“尊孔读经”，我们就越不“尊孔读经”，所以我们这一辈人，传统国学的基础都很差，绝大多数都没有入门。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那一辈人上学所学的内容相当过去要全面得多，课程非常丰富，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