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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见闻
我们小时候经常到天安门开会，有一阵几乎天天排着队去，是什么会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懂得，小学生能知道什么？反正有老师带着，我们就跟着去。天安门前搭个席棚，那是主席台，总见上边有人讲话，也是慷慨激昂的，然后还呼口号，但讲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小学生哪懂那个。不过当时的政治气氛还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北洋的时候。北洋时期的内阁不断走马灯似地更换，换个内阁总理两三个月又下去了，下次又换一个，又下去了。它的统治政权也是跟着枪杆子走，军队到哪里政权就到哪里，比如奉系张作霖张大帅来了，他就变成国家元首，叫作“安国军大元帅”，住在顺承王府，就是现在政协礼堂的那个地方。顺承王府对面有个大影壁，上边写着“紫气东来”，它是朝东边的门，所以是“紫气东来”，是张作霖的大帅府。后来到了国民党时期集会就少了，因为它是“一统天下”了。
学生运动我经历过很多，那些学潮大都是不满当时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为“潮”。学潮波及到中学、小学，我们就都跟着跑，包括“一二·九”运动。开头是大学生，北大的、清华的、燕京的、师大的，都是他们在游行，经过一个学校就敲门，中学生就跟着跑，抗日救国热情高涨，我们都跟着跑。学校里当然也有不同的政治态度，比如我们班，一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基本都赞成，因为都恨日本人，只有个别同学不赞成，分两种情况，一种属于书呆子型，认为学生就应该认真念书，不要管政治，当然社会上也有这种意见，另一种是家里有特殊背景的，比如汉奸或者遗老，他们受了家庭的影响，所以不赞成。
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要毕业了，请我给她的论文提意见。当时正在闹学运，我就跟她说：“你做一个定量分析，看看各种态度的同学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她就做了这么一个定量的分析：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专心搞政治运动，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这个定量的分析和我们解放前的差不多，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的印象当时学生的政治倾向基本上就是这样，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专业的”，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或者叫反革命也可以，属于职业政治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念书的，他们的职业就是搞运动，搞政治。前些年有一次校友会，我见到一个老同学，他的名字我忘了，可是我对他印象很深，个子挺高的。我说：“我记得你，你常和陈良璧在一起的，但我忘了你的名字了。”我和陈良璧很熟，中学同班，大学同学，他们是老乡，所以他们常在一起。他对我说，他在大学念了十一年。别人都是四年毕业，他怎么念了十一年？实际上他是以学生的身份搞学生运动。还有十分之一二的人是积极参与的，像贴标语、写大字报，还有组织活动的，随便起个名字，比如“爱国社”、“读书会”，小的七八个人，大的几十个人，还有歌咏队，实际上也在进行宣传。所以当时的骨干大概是百分之十几的样子，除此以外，大概绝大多数都是跟着走的，包括我在内，游行我们都跟着去，我们是拥护的，但要我直接搞活动我搞不了，我不是那块材料。然后也有大约十分之一是拥护现政权，或者并不反对政府的，他们就不赞成搞运动，当然也总有十分之一左右是专门念书的，他们就是全心全意念书，有的也念得很好。
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烧赵家楼，大概抓了二三十人，没过几天又放了。当然，第一，当时的政府也希望缓和，第二，火烧赵家楼是烧曹汝霖的家，可是连曹汝霖在内也提出要赶快把学生放了。放了以后，蔡元培还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这好像是难以想象的事。最大的一次是1926年的“三·一八”，在铁狮子胡同，就是现在平安大道的最东边，学生包围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那次开枪了。鲁迅有篇文章《记念刘和珍君》，写的就是那一次。那次确实开枪了，死了几十人，那是死人最多的一次。再后来我所见到的学生运动，最大的就是1935年的“一二·九”。
东北三省以及热河沦陷以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到了山海关、马兰峪等长城关口一带，日本时断时续地对中国发动小规模战争，但国民党政府一味委曲求全，并没有认真应战的准备。日本给国民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1935年有个《何（应钦）梅（津美冶郎）协定》，国民党势力全部撤出北京、天津和整个河北省，把冀、察交给原西北军的29军，军长宋哲元，实际上就是找一个非蒋介石嫡系的杂牌军管理冀、察地区，作为日本侵华过程的一个缓冲。1935年12月9日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汉奸或准汉奸，于是发生了“一二·九”游行，反对成立这个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多而且特别大，有一次连下了三天，胡同里厚厚的积雪没过了膝盖。“一二·九”那天早上七点多时街上人还不多，我在上学路上听到两个洋车夫谈话，一个说：“西直门又关了。”另一个问：“怎么又关了？”那个人回答说：“今天闹学生。”听到后我料想一定出了大事，到学校才知道是“一二·九”游行。那次游行是在学校领导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学生自己组织的，一个星期后再次爆发了“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还有很多的中学生都参加了。我家住在西单商场附近，记得第二天早上一出家门，就看见道路两旁的树枝上挂满了冰，非常好看，可以想见，前一天的场面会是多么激烈。宋哲元的29军用大刀、警棍和枪托殴打学生，并用水龙头阻止游行队伍，可是没有真正开枪，所以没有学生死，但有人受伤。第二天，各大报都开了天窗，也就是说，撇掉原版，只剩下一页空白。有一份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PeipingChronicle（《北平时事日报》）对学生游行进行了图文相配的报道，我们看不懂，就把报纸给了英文老师，请他讲。老师在台上指着图片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在下面听得也心潮澎湃，还知道北师大的篮球国手张连奎被军警打断了胳膊等等，就像在听英雄故事一样。
“一二·九”实际上包括四次大游行，一次是1935年的12月9日，12月16日又一次，都是星期一，其中“一二·一六”规模最大，然后第二年的6月13日一次，再有就是1937年的春的抬棺游行，至少在北京是游行了这四次，再后到了1937年夏天就开战了。
1936年6月那次我参加了，当时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十四五岁的样子，跟同学一起去游行。队伍走到西单被军队截住，不准走，开枪，不是真正开枪，而是朝上放空枪。一时学生队伍大乱，军警趁乱打过来，用大刀、警棍殴打学生，队伍一下被冲散了，根本无法抵抗他们的袭击。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拉着手钻进路旁的一个照相馆，怕被人看见，不敢站在门口，一直往里跑，躲到一间小黑屋子里，后来我们才发现那屋子是洗照片的。我们躲在里边，屏住呼吸，听到外面非常嘈杂，等到声嚣慢慢平息下来后才走出来。那些照相馆里的人正在描述外面打斗的情形，学生如何如何抢棍子跟军警对打之类，说得有声有色，忽然发现我们三个从里面走出来，都大为惊讶，原来里面还藏着三个人？！我们从照相馆出来以后不敢回家，就跑到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他母亲还给我们做炸酱面吃。下午又有同学来他家聚谈，大家都很兴奋，中国青年终于能够公开聚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而中国当局却还一味地“敦睦邦交”、“亲善睦邻”。晚上到家以后，碰到一个我的邻居，他是另外一个学校的，比我大两岁。他说那天他们也去了，后来也是被打散，轰到景山公园里关起来，到了中午，还给他们送馒头、咸菜。下午，北平市的市长来讲话，他是29军的参谋长，叫秦德纯，是宋哲元派去和南京联系的，兼任北平市市长，后来做了蒋介石国防部的副部长。市长并没有训斥学生反而抚慰了一番，大意是说还是同情你们的，对日本一定要抵抗，不过不可操之过急以致鲁